1870年2月21日于伦敦
墨尔凯希，“爱尔兰人民”周报355的助理编辑，以参加芬尼亚社密谋被叛罪，他在达特木尔监狱被套上铁索去拉装满石头的马车。
奥顿诺凡-罗萨，“爱尔兰人民”的出版人，被关在黑牢里达35天之久，双手日夜被反铐在背后。甚至在吃饭时也不给他去掉镣铐。至于他的食物，则只有给他放在牢房地上的一点稀汤。
基卡姆，“爱尔兰人民”的编辑之一，他的右手由于生疮已经不能抬动，但仍被迫和同狱的人一起在严寒多雾的11月里坐在碎石堆上用左手砸砖石。晚上他回到牢房里的时候，他的食物只有6盎斯面包和1品脱热水。
奥利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年犯人，在三个星期中只靠白水和面包过活，因为他不愿放弃异教（显然，狱吏是把不信神称为异教的），不愿成为天主教徒、新教徒、长老会教徒甚至战栗教徒，而且也不愿皈依典狱长让这个爱尔兰异教徒选择的许多宗教中的任何一种。
马丁·亨·凯里，被囚禁在米耳班克的疯人院中。由于被禁止说话以及其他的虐待，他被逼疯了。
理查·伯克上校的情况也并不好些。他的一位朋友写信说，伯克的智力受到了损害，他丧失了记忆力；他的举止、行为和言谈都证明他已经疯癫。
政治犯们被从一个监狱牵到另一个监狱，好像他们是一群野兽似的。他们被迫和一批最恶劣的流氓住在一起，洗涤这些坏蛋用过的器皿，穿着这些罪犯的衣裤（这些罪犯中许多人都患有最令人厌恶的疾病），并用这些人用过的水洗濯。在芬尼亚社社员到波特兰以前，所有这些罪犯是被允许和探望他们的人谈话的。为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设置了一种探望牢房。这种牢房包括用粗铁栅隔开的三个房间，狱吏在中间的一间，犯人和他的朋友只能隔着两道铁栅彼此相望。
在船坞里的一些犯人，把所有的蜗牛都吃光了，而在查塔姆，青蛙被当作一种美味。托马斯·伯克将军宣称，他并不由于看到汤里有一只死老鼠而感到惊奇。那些被判罪的人说，芬尼亚社社员被押到监狱来的日子，是他们的一个不幸的日子（制度变得严格得多了）。
我要对上面这几段话再补充几句。
去年，内务大臣普鲁斯先生这位大自由派、大警官、威尔士的大矿主、劳工的残酷剥削者，曾因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特别是奥顿诺凡-罗萨所遭到的虐待而受到质问。起初他一概加以否认，但后来被迫承认了。于是，下院爱尔兰议员穆尔先生要求对这些事实进行调查。但激进内阁断然拒绝进行这一调查，这个内阁的首脑是半圣人格莱斯顿先生（曾经有人公然把他比做耶稣基督），而约翰·布莱特这个资产阶级的老蛊惑家则是它的最有影响的成员之一。
最近，关于虐待的传闻又起，几个议员要求普鲁斯大臣准许对囚犯进行访问，以便判明这些传闻纯属虚构。普鲁斯先生拒绝了这一请求，据他说，因为典狱长们担心这种访问会在犯人中引起极大的骚动。
在上星期，内务大臣再次受到质问。人们问他，奥顿诺凡-罗萨是否真的在当选为梯培雷里的代表以后受过体刑（即受过鞭笞）；这位大臣先生说，从1868年以来，对奥顿诺凡-罗萨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因此，这就是承认在两三年中这个政治犯确曾受过鞭笞）。
我现在一并寄上有关芬尼亚社社员迈克尔·泰伯特的情况的一段报道（这些我们将在下期刊载）。他因参加芬尼亚运动而被判苦役，在爱尔兰科克郡斯派克岛监狱中服刑。你们可以看到，验尸官（法院侦查员）本人也承认他是因遭受严刑拷打致死。这次调查是在上周进行的。
在两年中，已有二十多个工人芬尼亚社社员死亡或发狂，这就是这些在善良的大地主们支持下的善良的资产者的博爱仁慈的恩赐。
你们大约知道，对于那些为美丽的法兰西作装饰的可恶的宣布非常状态的法令，英国报纸曾经假仁假义地表示愤慨。但是，除了几次短时期的中断以外，宣布非常状态的法令却构成了爱尔兰的宪章。从1793年起，英国政府以各种各样的理由作为借口，经常每隔一个时期便在爱尔兰使Habeas Corpus Bill（保障人身自由的法律）356暂时停止生效，而实际上是使一切法令暂时停止生效，只有暴力法令是例外。就这样，成千上万的人在爱尔兰被逮捕，可是并未对他们进行审讯，甚至没有提出控告，逮捕的唯一理由是有参加芬尼亚运动的嫌疑。英国政府并不满足于剥夺他们的自由，还极端野蛮地拷打他们。下面是一个例子：
一个把芬尼亚社嫌疑分子活活埋葬在其中的监狱，就是都柏林的蒙特乔伊监狱。这个监狱的狱监默里简直是一只野兽。他以极端野蛮的方式对待犯人，使其中一些人发了疯。监狱医生奥唐奈是个好人（他在迈克尔·泰伯特死后验尸时也起了值得称道的作用），他一连几个月写信表示抗议，起初是写给默里本人；由于默里未予答复，奥唐奈就写信向上级揭发；但默里这个老练的狱吏，把这些信件扣起来了。
最后，奥唐奈就直接向当时的爱尔兰总督美奥勋爵写信。那时执政的是托利党（得比―迪斯累里）。奥唐奈的尝试的结果又怎样呢？根据议会的命令，发表了有关这一事件的各种文件，而……奥唐奈医生竟被撤职！！！至于默里，他却保留原职。
接着，格莱斯顿的所谓激进内阁上台了。这就是那位优雅的、殷勤的、宽宏大量的格莱斯顿，那位曾经为受炮弹国王虐待的波埃利奥和其他资产者的遭遇在全欧洲面前洒过如此真诚的热泪的格莱斯顿。357这个进步资产阶级的偶像做了些什么呢？他在蛮横地回绝了爱尔兰人对大赦的要求、侮辱了爱尔兰人的同时，不仅批准默里这个穷凶极恶的家伙保留原职，而且为了表示他对这个人十分满意，竟在原来的看守长职位之外，又给了他一个肥缺！这就是资产阶级博爱的使徒的所作所为！
但是，还得蒙蔽一下公众的眼睛，还得装一下正在替爱尔兰做事情的样子；于是就拿一个整顿土地问题的法律（Land Bill）358来大事宣扬。但所有这一切都无非是一种欺骗，最终目的是给欧洲造成一种错觉，以大地主和租佃者进行无休止的诉讼的远景来引诱爱尔兰的法官和律师，以国家发给补助金的诺言来博取大地主的欢心，以某些微小的让步来欺骗较富裕的租佃者。
格莱斯顿在他那玩弄辞藻而又混乱不堪的演讲的冗长的开场白中承认，尽管自由主义的英国在过去一百年间恩赐给爱尔兰种种“仁慈的”法律，这个国家还是一直走向毁灭。359可是，在天真地、不自觉地透露了这一点之后，同一个格莱斯顿却继续拷打那些希望终结这种有害而又荒唐的立法的人。
下面是一家英国报纸发表的关于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迈克尔·泰伯特死亡事件的调查结果，泰伯特是在斯派克岛监狱中由于受到虐待而致死的。
2月17日，星期四，密得尔顿区验尸官约翰·穆尔先生在斯派克岛监狱对犯人迈克尔·泰伯特死于医院事件进行了调查。
第一个被传讯的是典狱长彼得·海依。他的证词如下：
已故的迈克尔·泰伯特是在1866年6月进这个监狱的。我不知道他当时的健康状况如何；他在1月12日被判7年徒刑；不久前他显然病了，因为监狱记事簿上写道，由于医务人员认为他不能经受单独监禁而被移往别处。接着，证人详述死者曾因违反纪律、特别是对医务人员不敬而屡次受到惩罚。
杰雷迈亚·休伯特·凯利。我记起来了，当迈克尔·泰伯特从蒙特乔伊监狱被解到这里来的时候，已经判明他受不了单独监禁；这一点是经奥唐奈医生签字证明的。但是我看他是健康的，就叫他去干活。我记得，1869年1月31日到2月6日他在医院里；当时他患心脏病，这以后就不再要他去和大家一起干活，而是让他在牢房中干活。3月19日到26日，他因心脏病住在医院里；4月24日到5月5日，因咯血住院；5月19日到6月1日，6月21日到22日，7月22日到8月15日，因心脏病住院；11月9日到12月13日，因全身衰弱住院；最后一次住院是12月20日到1870年2月8日，因水肿病死在那里。最初发现这病的症状是在11月13日，但后来症状又消失了。
我每天都去单独监禁的牢房巡视，有时看到他正在受罚；我的责任就是在我认为犯人已不能忍受时，停止处罚；对他，我这样做了两次。
“您是一个医生，不管他在蒙特乔伊和这里的健康状况如何，您是否想过，五天五夜只给他吃面包和水是对他的一种过严的惩罚呢？”
“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死者的胃口很好，我没有想到这些措施会引起使他死亡的水肿病。”
马丁·奥康奈尔，斯派克岛的药剂师。去年7月，证人曾告诉凯利医生，由于泰伯特患心脏病，不应对他处罚；证人认为，这些处罚危害了犯人的健康，而且在去年他已被认为是残废者；如果证人没有机会在凯利医生不在的情况下去看过单独监禁的牢房，他决想不到能这样处罚残废者；对于一个在这种情况下的病人，很清楚，五天的单独监禁是会损害他的健康的。
于是，验尸官坚决反对这样对待犯人。他说，这个犯人曾在医院和单身牢房轮流居住。
法庭作出了以下的决定：
“我们宣告，迈克尔·泰伯特因水肿病于1870年2月8日死于斯派克岛监狱；死者年36岁，未婚。据奥唐奈医生的意见，泰伯特已不能经受单独监禁，而死者却被屡次处罚，即一连数日被关在单人牢房中，只给他一些面包和水。他自1866年6月从蒙特乔伊监狱解来斯派克岛以后，曾一再遭到这种待遇。对此，我们表示严厉的谴责。我们斥责如此对待犯人。”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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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写于1870年2月21日 载于1870年2月27日和3月6日“国际报”第59号和第60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国际报” |
注 释
353 “英国政府和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一文是马克思为了在欧洲公众面前揭露格莱斯顿政府对爱尔兰的殖民政策而寄给“国际报”的。1870年3月9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曾经提到这篇文章，说它是一份草稿，是作为私人信件寄给“国际报”编辑德·巴普的。马克思原以为德·巴普会根据草稿写一篇文章。但是编辑部把马克思寄来的草稿分成两部分，一字不改地发表于该报1870年2月27日第59号和3月6日第60号。编辑部在第59号上还在括号内作了简单的说明，并加了如下的一段按语：“我们将在本报最近一期发表关于杀害迈克尔·泰伯特一事的调查结果，以及我们对于这一有关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的极端重大的事件的看法。不言而喻，我们完全和我们的通讯员一样，对这种虐待极为愤慨。”编辑部在第60号上加了第一段和以下的结尾：